“潼关肉夹馍”被判承担小吃店全部律师费5万元

<h1>从“潼关肉夹馍”恶意商标诉讼案看：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能否被反制并承担对方律师费</h1>

<p>近年来，商标维权领域出现了一些以“批量诉讼”“维权创收”为目的的恶意诉讼现象。其中，曾经轰动一时的“潼关肉夹馍”系列案件，因最终被法院认定为恶意诉讼，并判令原告承担被告全部律师费5万元，而成为典型的反制案例。本文以该系列案件中一份已公开的代表性判决为基础（细节已脱敏），为读者科普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法院的反制措施，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被告可以要求原告承担律师费。</p>

<h2>案件基本事实</h2>

<p>原告为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某公司”），其在第43类服务上注册了“某某潼关肉夹馍”文字商标，同时还通过协会授权等方式控制了多个类似商标。2020年至2021年间，该公司及关联主体在全国范围内向数百家小型肉夹馍店发出律师函，并提起诉讼，主张对方在店招、包装、宣传中使用“潼关肉夹馍”字样构成商标侵权，要求每家店铺赔偿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p>

<p>被告为一家位于外省的个体小吃店（下文简称“某小吃店”），其店招为“老某家潼关肉夹馍”，同时在门头和包装袋上规范标注了自己的注册商标“某扇”牌。某公司以被告使用了“潼关肉夹馍”字样为由，将其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5万元。</p>

<h2>一审法院认定：不构成商标侵权</h2>

<p>法院经审理认为，“潼关肉夹馍”属于以地名+通用食品名称构成的描述性词汇，在案证据显示该名称早在原告注册商标前即被广泛用于指代一种陕西风味小吃，具有固定的公众认知。原告的“某某潼关肉夹馍”商标虽已注册，但属于在描述性含义上使用，在缺乏显著性及二级含义的情况下，不应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该名称来描述食品来源和风味。</p>

<p>同时，被告在突出使用自己“某扇”注册商标的前提下，将“潼关肉夹馍”用于描述食品种类，不具有攀附原告商誉的主观恶意，亦不会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故不构成商标侵权。一审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p>

<h2>法院进一步认定：原告构成恶意诉讼</h2>

<p>更值得关注的是，法院在判决主文中明确指出，原告明知“潼关肉夹馍”属于具有描述性含义的通用名称，却以明显高于个案实际损害数倍的金额，向全国数百家同类型小经营者批量提起近乎相同的诉讼，其行为具有主观恶意，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p>

<blockquote>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原告以维权之名行攫取不当利益之实，强迫众多小微经营者支付高额‘维权费’，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司法秩序，构成恶意诉讼。”</blockquote>

<h3>恶意诉讼的反制措施：判决原告承担被告全部律师费</h3>

<p>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商标权人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的，法院可以根据情节在一定范围内判决其承担对方为应诉支出的合理费用。</p>

<p>本案中，被告为个体工商户，经济能力有限，为应诉支付律师费5万元。法院认为，原告的恶意诉讼行为直接导致被告支出了该笔必要费用，故判决原告全额承担被告的律师费5万元。此举在全国同类案件中属于较早、较彻底的反制措施。</p>

<h2>本案带来的几点重要启示</h2>

<p>第一，地名+通用商品名称的商标显著性较弱，权利人不得禁止他人规范性、善意使用该名称来指代商品来源或风味，否则极易被认定为滥用权利。</p>

<p>第二，批量向小微经营者提起明显超出合理维权范畴的高额诉讼，容易被法院认定为“以维权之名行不当牟利之实”，构成恶意诉讼。</p>

<p>第三，一旦被认定恶意诉讼，不仅诉讼请求会被驳回，法院还可以依据商标法及司法解释，直接判令原告承担被告的全部合理律师费、差旅费等应诉支出，这对恶意维权者形成了有力震慑。</p>

<p>第四，对于被告而言，在面对明显不合理的维权诉讼时，应当积极应诉、充分举证，而不是选择“花钱买平安”。司法实践已经表明，法院越来越倾向于对恶意诉讼行为进行实质性反制。</p>

<p>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多次在会议、通报、典型案例中强调，要旗帜鲜明地打击恶意商标诉讼和“商标流氓”行为。该案正是这一司法政策导向的具体体现。</p>

<p>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本意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非成为个别主体向小微经营者“收保护费”的工具。当权利行使超出合理边界，司法机关有能力也有意愿通过判决承担律师费等方式进行有效纠偏，从而维护真正的市场公平与司法正义。</p>

<p>本文根据已公开裁判文书整理，仅供学习交流，案例细节已做脱敏处理</p>